最老版葡京赌最全资料·赵晶:论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研究之演进——以唐代告身研究为例

最老版葡京赌最全资料,在日本,古文书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有其固定的研究对象,以此自别于与它相近的学科。所谓「文书」,是指由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表达意思的书面文字载体,若其所生效力与作用皆已消灭,成为过去,那么便可称之为「古文书」。[1]这种古文书以书写为手段,以区别于印刻本。古文书学即以古文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关于日本古文书学的研究内容,目前可分为以下四大方面:第一为样式论,即研究文书的字体、文体,或者发出方、到达方、标题、正文、结语、署名等位置关系及其书写方法;第二为形态论,即有关书写所用的纸张、笔墨的种类、质量等;第三为机能论,即研究文书的作成、传达、受理、管理的过程,以及其机能、效力等问题;第四为流传论,即研究文书流传的经过与保存的历史。[2]当然,这样一个研究体系并非一蹴而就,四个方面的研究也非呈现均衡发展的局面,其中,样式论为日本传统古文书学的主要领域,其他三个方面可以说是逐渐从样式论中独立出来,又以机能论的兴起最为晚近。

至于日本学界将如此一个体系化的学科应用于中国史研究,则是随着20 世纪中国发现甲骨、简牍、敦煌吐鲁番文献、明清档案这四大史料群而兴起的。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开始吸收古文书学的研究体系与方法,尝试建立中国古文书学。如竺沙雅章将敦煌文书研究划分为以下三期:[3]

1930 年代以前为第一阶段,该阶段的研究以日本学者分赴北京、伦敦、巴黎等敦煌文献藏地进行调查,并向国内予以介绍为主。当时调查时间短促,且各藏地的目录尚未公布,调查的方式既零散又随意,且此时文书几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大家把目光聚焦于佛典与古逸经典上。

1930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第二阶段,此时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古文书。但相关研究仅关注文书的内容,忽视了纸质、笔迹,如将契约、契约稿本、契约格式集、契约习字不加区别,统一作为契约文书处理;且当时敦煌文献的全貌仍未明了,将同种文书作通盘分析尚无可能。

二战以后为第三阶段,此时因微缩胶卷技术发达,各个藏地纷纷出版写本目录,敦煌文书的全貌日渐明晰,由此产生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开始将古文书作为文书予以处理」,开始研究文书的形制及文书之间的关系,如区别户籍的原物与草稿,利用不同性质的文献判定文书记号的意义,利用背面的记载内容对文书进行缀合,关注契约原件与副本的区别、该契约的制作原因、保存状态及其与便物历的关系等。此外,此一阶段的研究出现了将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合并考察的倾向。

在竺沙氏看来,敦煌文献研究的第三阶段才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的真正建立,[4]这自然是对古文书学特有的方法论及研究内容的强调。但小岛浩之认为,对于古文书进行调查、搜集、整理、公布,也应属于古文书学的内容,可定位为「基础古文书学」;而上述样式论、形态论、机能论和流传论则是「应用古文书学」。他设计了中国古文书学体系模式图如下:

因此,他将敦煌文书研究的第一阶段视为中国古文书学的「萌芽期」,而将第二阶段中那波利贞的研究定位于中国古文书学体系中的①②层次,将仁井田升的研究定位于②③之间的层次以及④中的样式论层次。[5]

笔者试图以唐代告身这种表达官爵与夺意思的公文书为切入点,以个人研究为经纬,借此管窥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演进脉络。唯需说明者二:第一,虽然大庭修、中村裕一、李锦绣、徐畅等皆先后综述过学界之于唐代告身的研究,[6]但笔者的关注点不在于告身本身,而在于不同阶段、不同学者的研究旨趣、侧重及其在中国古文书学演进过程中的定位。第二,小岛浩之同样以官吏任免文书为中心,致力于考察中国古文书学「从古文书的发现开始,至所谓的样式、形态、机能、流传等各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只是其目前的研究止于对二战之前部分成果的分析。[7]本文区别于小岛氏研究之处有二:首先,在研究的时限上,将江户时代的《制度通》作为告身古文书学成立之前史,增补了部分二战前的学术成果,并逐一厘析二战后的相关研究;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关注古文书学之于中国法制史乃至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

一、古文书学研究前史

(一)伊藤长胤

早在江户时代,虽然尚未发现古文书实物,但伊藤氏已开始致力于告身研究,如依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的描述,复原开元二十年(732)李暹告身,并依据告身所载信息,勾勒三省在告身颁制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唐日相关制度的比较;[8]又如依据《朝野群载》所载,复原元和元年(806)高阶远成告身,考订其中所涉人物等。[9]由此可见,复原告身以及借告身研究唐日制度的学术路径,在江户时代便已形成。

(二)神田喜一郎

至1920 年代,神田氏赓续伊藤氏有关高阶远成告身的研究,略述该告身的保管、流传情况以及中日交流史领域的研究概貌,强调其在中国古文书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并通过史实辨析,补订了伊藤氏的人名考证,进一步复原该告身。除此之外,他还将告身实例证之于唐代制度,[10]开有关三省权力分割、配合运作的制度史研究之先河。

二、萌芽期

(一)内藤湖南

内藤氏虽被认为是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的先驱,但对唐代告身实物并无直接研究,只是在论说书写材料时,曾言及唐代造纸较前代发达,帛与绫似仅用于诏敕和告身,并举绫本司马光告身和日本圆珍僧位记为例证,[11]这或许可以算作形态论的先声。此外,他在法藏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公式令》、《假宁令》残卷,在抄录原文后带回日本国内,[12]为告身实物与《公式令》告身式的互证研究创造条件。

(二)石滨纯太郎

石滨氏据橘瑞超《新疆探险记》卷首所附李慈艺告身的局部照片进行录文。但该照片所载文字仅自「并战若风」以下与《沙州文录》的录文相同,由此造成一通告身、两份文书的困惑,因此石滨氏怀疑《沙州文录》所载乃是节文,需补入图版所存文字。[13]这一发表于1929 年的成果可谓是告身基础古文书学的开端,由此唐代告身古文书学走入了1930 年代的十年发展期。

三、发展期

(一)泷川政次郎

泷川氏的告身研究,首先是为了判定p.2819 号《公式令》残卷的年代。在此之前,内藤干吉以开元元年至天宝元年(742 )间左右仆射改称左右丞相、残卷亦见左右丞相之称,断定此令为开元令,而开元五年将紫微省、黄门省恢复至中书省、门下省的旧称,结合残卷所见门下、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侍中等官称,则排除开元三年令的可能性,[14]泷川氏更以开元四年李慈艺告身所见告身样式补强此论点,又以两通朱巨川告身、一通颜真卿告身、一通高阶远成告身、一通范隋告身、一通司马光告身等所见开元二十五年以后的告身形式,与该残卷所存两条「告身式」进行比对,排除了其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可能,最后对伊藤氏所复原的唐代李暹告身进行格式调整,并以此及《曲江集》所附开元九年、十二年两件张九龄告身节文与《公式令》残卷的制授告身式进行比对,判定该令为开元七年令。[15]

其次,他先通过唐《公式令》残卷以及先天二年(713)张说授中书令制、开元四年李慈艺制授告身、开元九年张九龄加朝散大夫诰,推测永徽至开元二十五年间,唐令所定告身式在格式上大致无别,以此与据《永徽令》所定的日本《养老令》位记式比较,可知日本令在继受唐令时对中日两国国民性差别的考虑;又通考日本《延喜式》所定神位记式、僧纲位记式、僧尼位记式、延历寺栖山一纪僧位记式、五位以上位记式、僧尼判授位记式以及相关位记实物或记载,判断神位记式、僧尼位记式、延历寺栖山一纪僧位记式与《养老令》敕授位记式之间、僧尼判授位记式与《养老令》判授位记式之间存在继承转化关系,而五位以上位记式继受自唐开元七年《公式令》所载制授告身式,僧纲位记式因与中村不折藏唐建中元年(780)颜真卿告身的格式相仿,应 自开元二十五年令制授告身式;最后,他推测之所以五位以上位记式一改日本令体现本国特色的规定,原因在于嵯峨天皇醉心唐代文化、追慕唐风,以及为便于唐人理解日本遣唐使、入唐僧在本国的社会地位。[16]

应该说,泷川氏既已开展了基础古文书学层面的研究,如对中村不折所藏颜真卿告身的调查、录文,并以《秋碧堂法书》、《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进行校补,又如在细川侯爵府邸调查、录写了北宋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告身原件。此外,他对不同时代的告身格式以及法定告身式进行比对,得出唐代制授告身以开元二十五年为界,此前以「门下」二字起首、此后以「敕」起首的结论等,可视为古文书学研究中的「样式论」。

不仅如此,作为律令研究的专家,他还将古文书学的研究置于法制史的宏阔视野下,笔触广涉唐令年代、日中令式差别与继受、日本令式之间的演变等论题,可谓融唐代法制史、日本古代法制史以及法律移植、比较法制史等研究于一炉。

(二)内藤干吉

就文书学研究而言,内藤氏依据《公式令》残卷、唐代相关制度及史籍记载,对s.3392 号《天宝十四载三月十七日骑都尉秦元告身》和《会昌二年李绅守中暑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告身》进行复原,推测《沙州文录》所载李慈艺告身有节略,关注到笔迹字体、押印避字、部分官员仅署名不署姓等现象,将被泷川氏定性为制授告身的建中元年颜真卿告身、建中三年朱巨川告身、元和元年高阶远成告身、咸通二年(861 )范隋告身重新判定为敕授告身,可称为基础古文书学与应用古文书学的样式论。而他借此探讨唐代册授、制授、敕授、旨授、判补告身的法定流程,也已触及文书作成层面的机能论。

在这一基础上,内藤氏进一步解说、考释告身所涉历史人物,厘析与此相关的职官名称、职掌之变动,尤其是一承前述神田氏之余绪,将告身授给纳入到唐代三省制运作的制度研究中来,勾勒出中央机构的权力分配与地位升降,甚至上升至贵族政治的宏观理论高度。[17]此外,他不认同泷川氏将《公式令》残卷判定为开元七年的观点,就制授告身式而言,他认为开元七年令与开元二十五年之间没有差别,并推测《公式令》可能并未规定册授与敕授告身(后者以发日敕行之),而且因中书省与翰林院起草职能的分割,大约从唐肃宗、代宗时起,制授告身仅用于拜免宰相、节度使等特殊官职,而敕授告身的使用则突破了开元以前的定制。[18]

需要指出的是,内藤氏对于英藏s.3392 号秦元告身的研究是以今西龙所誊录的手写本为据,该文发表5 个月后,玉井是博给内藤氏寄来了他在伦敦所誊录的抄本,二者之间尚有差别,直至仁井田升在4 年后出版的《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中刊布了该文书的照片,个中是非方得定谳。[19]仁井田氏的贡献,与日本学者如黑板胜美、白鸟清、吉川逸治等将自己在欧洲各地拍摄的文书照片带回国内并与同行分享的学术公益行为密切相关,[20]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学术公益心、科技手段、资料环境之于研究推进的积极作用。

(三)仁井田升

仁井田氏的《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被目为「中国古文书学体系化之最初尝试」,[21]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通论,涉及法律文书的源流、材料、画押、手印、印章等问题,第二编为私法关系文书,共分买卖文书、交换文书、施入文书、消费借贷文书、使用借贷文书、赁贷文书、雇佣文书、承揽文书、票据、赔偿文书、离婚状(休书、离书)、养子文书、家产分割文书、遗言状、户籍等十五类,第三编为公文书,分告身、铁券、国际盟约文书、教(附:牒)、符、过所及公验等六类。其涵盖范围广泛,且援入罗马法及现代私法理论与分类体系,可谓鸿篇巨制。在此书的唐代告身研究中,仁井田氏吸收了前述内藤父子的成果,在通论部分论及唐宋制作告身的材料以及用印问题,在公文书编中,则据原件照片补订了内藤氏对于秦元告身的复原,并比较了该告身与建中元年颜真卿、开元四年李慈艺告身、元和元年高阶远成告身的异同,总结了敕授告身、制授告身之别,且以其书写笔迹推断告身制作流程。[22]

《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的研究重心在于私法关系文书,于唐代告身着墨不多。此后,仁井田氏以资料集成和个案研究的方式,终结了1930 年代发展期的告身研究。在< 唐宋告身の现存墨迹本に就いて> 一文中,他刊布了三通告身图版,过录了四通制授告身、两通敕授告身,比较了几种告身的押印、书写、笔迹等,并指出唐代告身以尚书省符的形式下发、被授者所持告身由尚书省书令史等书写。[23]至于个案研究,则围绕张令晓告身展开,[24]除过录文字、考察文书格式外,仁井田氏还从张令晓告身本应采用奏授告身、却最终使用敕授告身的现象出发,认为唐代中后期,敕授告身不仅侵夺了册授、制授告身的适用范围,同样也挤压着奏授告身的生存空间。[25]

从古文书学的角度定性,仁井田氏的上述研究基本处于基础古文书学以及应用古文书学之样式论研究层面。但他与泷川氏、内藤氏一样,只是将古文书学研究作为起点,其研究侧重依然在于体现在告身文书中的唐代法律制度,包括告身的分类与制作、印章的法定尺寸、各相关行政机构的职能分割,以及他用力甚深的《公式令》告身式复原等。[26]当然,由于唐日法律之间的母子关系,他也触及了唐日律令移植的问题,如提出仿照唐令所定日本五位以上位记式并非首见于《延喜式》,而可追溯至弘仁十年所定的《弘仁式》。

四、成熟期

(一)大庭修

由于前述1930 年代的研究以告身实物与《公式令》互证为手段,其研究重心在于告身式,所以1950 年代开始投身告身研究的大庭氏为自己设定了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介绍新出的告身资料;第二,弥补先学对于单个告身本身考证的不足;第三,以告身为素材,考察唐代官吏考课等制度。[27]

大庭氏的首篇研究,是与小笠原宣秀合作的关于龙谷大学所藏吐鲁番出土张怀寂告身的考证。该文首先将大谷1063 号与2833 号两份残卷缀合为一份文书,又从其墓葬文书的属性、印迹阙如、笔迹以及纸质,推断该文书为陪葬所用的副本;其次综考武则天长寿年间三省官员事迹,利用张怀寂墓志铭所载制书文字以及唐令所定制授告身式,基本复原了该告身。[28]该文是他第一个方向的代表作,侧重于基础古文书学与样式论,但也涉及了形态论、传来论甚至机能论的研究。

虽然高阶远成告身并无实物流传,无法展开古文书学研究,但传世文献所存版本各异,大庭氏以版本对校、史实理校的方法,在神田氏、泷川氏、内藤氏录文的基础上,对该告身进行了重新过录。这虽不属于古文书学的方法,但却是地道的文献学研究。又,由于史书所载高阶远成入唐前官居正六位上,与告身所记正五位上有异,大庭氏详考出使经过及与遣唐使相关的其他记载,发现遣唐使在入唐前会被假授高于实际的官位,以便在唐廷取得较他国使臣为高的位次,而唐廷给予外国使臣的告身也仅具备礼仪性质,并无实际的法律效力。[29]这是他第二、三个方向上的思考结晶。

对于朱巨川建中元年告身,大庭氏首先比较该告身格式与唐《开元公式令》奏授告身式的不同之处,在推测其原因可能为《金石萃编》误脱或误衍的同时,也认为无法遽然否定开元、建中告身式变化所致的可能性;其次结合唐代考课之制、朱巨川神道碑等史实,逐一析释告身中关于朱巨川任官履历的注词,对告身误脱错简之处予以补订。在此基础上,他又以朱巨川为个案,对唐代考课之法及其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30]体现了大庭氏在前述第二、三个方向的努力。

至于天理图书馆所藏、被张大千判定为张君义告身的三件文书,大庭氏在过录文字之后,通过对文书形式的判断,以及将其所涉军功与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的内容进行核对,判定这三件文书的形式为牒,乃是证明张君义军功的公验。此外,大庭氏不但详考其中所涉边疆战事、相关军事制度,还留意到三件文书分别捺有三方不同官印,推测转用官印恐是战阵之中的便宜之策等。[31]从古文书学上言,这是基础古文书学与样式论研究,从大庭氏的自我定位而言,则属于第二、三个方向的成果。

在上述单个告身文书的研究之外,大庭氏的< 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 则可谓是当时的集大成之作。该文分以下三部分展开:

第一,在前述泷川氏、仁井田氏、内藤氏研究的基础上,大庭氏补订《公式令》告身式的部分文字(如改「替某申考满」之「申」为「甲」),复原敕授告身、奏抄式的格式,推测册授告身本身与制授无异,只是再行册礼授予册书,而对于内藤氏所论肃宗之后敕授告身应用扩大化的观点,予以微观细致化,即安史之乱使得吏部、兵部注拟停止,而本应制授者采用敕授及翰林代出制诰乃是军兴之际的临时措施,因长期执行而逐渐恒常化,但其间并非没有恢复旧制的声音与努力,至于敕授扩大化,乃是天子、宰臣侵夺吏部之权,将自己的意志贯彻于某些官员的选任上,这种突破机械化官僚制运作的安排会因人而异地产生公平与极端不公平的两种结果,这也是宋代以敕授为主要手段的一个原因。

第二,分「原物(存否)」、「流传经过」、「本文」(告身录文)、「考证」四个方面,全面整理了二十一通告身(除一通为五代时期敦煌金山国告身外,其余皆为唐代告身)。大庭氏在详尽介绍先学研究积累,尽可能搜集、刊布告身图版的基础上,综考唐代史籍,不但对各通告身的录文予以订补,依据告身所传递的历史信息研究告身所有人的生平经历、签署官员的任职履历,与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比勘互证,还借此探究相关制度及事件,如通过注记「下直」,考察告身中注记的意义以及唐代官吏的上下班、请假等事宜;通过告身所述个人军功,对于唐代授勋的标准、流程等制度予以解说;依据僧官告身的格式,推论有唐一代僧尼隶属机构虽屡有变化,但僧官任命、告身发给始终由祠部管辖;将张君义告身改「奏」为「启」、改「闻」为「诺」、改中书、门下官员为太子东宫左右春坊职员等行文用语变化,与景云二年李隆基以太子监国相联系等。

第三,以公文书与法律文书两种属性分别解析告身。从公文书的角度看,告身乃是尚书省符的一种,大庭氏从制度层面揭示其制作、传递、保管等行为要求及违法责任,又从告身的流传以及书法层面推断,原本告身由令史、书令史等胥吏所写,绝非出自书法家之手,只有为宗庙收藏等目的而制作的誊本才会请名家执笔,至于告身所用材质,则中唐以后虽有用绢绫者,然多用黄麻纸,只不过高官的告身则有考究的质地;而从法律文书层面看,告身的生效一般采用「到达主义」,但对三省长官与侍郎的任命则采用「发出主义」,且受领告身的官员要上谢表并入谢(左降官不许入谢),至于官吏因犯罪受除免官当之罚时,所在官阶的告身应予追毁,而告身效力不仅及于本人,还以恩荫的方式延续至子孙。此外,日本养老《选叙令》中还有因丢失、错误而重给告身的条文,这也应该源自唐令。[32]

总之,该文既对古文书进行调查、搜集、整理,完成了基础古文书学的研究任务,又全面涉及样式论、形态论、机能论、流传论,在对前一阶段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在告身研究层面,实现了中国古文书学的体系化。

(二)中村裕一

中村氏是继大庭氏之后,唐代告身古文书学研究的又一重镇,其赓续了先学一贯的研究方法,密切追踪史料,将告身置于由制敕王言、官文书(二者统称为「公文书」)所构建起来的文书行政的体系内,借此展开唐代律令制、官僚制及其运行实态的研究,并涉及唐日制度之比较。由于中村氏的研究自1970 年开代始陆续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并于1990 年代开始集结成书,[33]为便行文展开,以下以专书为单元。

在《唐代制敕研究》中,他先后考证了临川公主告身二通、[34]郭毛白丑、泛文开告身各一通,[35]虽然涉及告身复原、相关人物研究,但其总体论旨在于复原制敕格式及文书行政体制,[36]如针对仁井田氏复原的《公式令》制书式,他在门下省覆奏之后补入「年月日」、表示皇帝批准的「可御画」,改「主者施行」之后的「年月日」为「年月御画日」,并认为唐代制书式有针对大事与小事二分,由制授告身式及制授告身实例归纳的制书式仅适用于小事的场合;如据临川公主告身复原贞观《公式令》并与开元《公式令》进行比较,认为除改「诏」为「制」以及官名变更、人员编制增减外,诏授告身式基本没有变化;如通过考察发日敕[37]与制书的制作过程,论断制书与敕书在表达皇帝意思的效力层面并无区别,但发日敕无需覆奏,颁制过程简单,因此敕书侵食制书的使用范围乃是自然之理;又如对于册授告身,他认为唐初以后,任命高官的封册被逐渐废止,由制授告身取而代之,制书实质上成为最重要的王言。

如果说《唐代制敕研究》较为侧重公文格式的复原,那么《唐代官文书研究》则着力于告身本身的研究。该书考证了当时新出的泛德达告身二通,泛承俨、张无价、颜昭甫、颜惟贞、颜允南母殷氏、颜元孙、颜真卿等七人告身各一通,[38]订正录文、依据告身式补足阙文、考察赠官告身的特殊格式,这属于基础古文书学与样式论的研究范畴;关注纸张、书写笔迹、官印之有无、文字避讳、年号等问题,推论二通泛德达告身不仅是誊抄本,且有依据誊抄时的现实情况予以改动的痕迹,并根据告身所存「尚书吏部告身之印」以及史籍关于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吏部、兵部印文加「告身」二字以区别曹印的记载,论断颜元孙告身为再发给告身,这都在相当程度上触及了形态论研究;至于结合告身所见文书行政制度的考察,论述告身制作、授给、再发给等问题,尤其是赠官告身等相关程序,显然属于机能论的层面。当然,中村氏始终将古文书学视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古文书学的考察并非是终点,毋宁是一种手段,如通过永淳元年(682 )泛德达告身,研究皇太子监国时的行政体制,复原皇太子制颁的令书式;通过延载元年(694 )泛德达告身中所见注文「被推」二字,论述签署官因故受审时告身签发的格式;以颜允南母殷氏告身采用制授告身格式为据,质疑邑号授予采用奏授告身的通说。此外,借告身研究考证相关人物生平、任官履历,以及广涉家族沉浮、职官变动、政治斗争、军事活动等,则是中村氏研究的又一方面。

《唐代公文书研究》在先学以及其本人先前研究积累之上,全面搜集唐代告身,分传世文献、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三类,逐一过录唐代告身三十四通,[39]并逐一解说各个告身的文献著录情况或文书概貌、内容梗概、史料价值与研究要点,[40]是继大庭氏《唐代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之后,又一部告身研究的综合性论著。此外,中村氏还专文介绍了江西出土的建中元年(780 )钟绍京石刻告身,涉及人物考释、录文补订,以及誊本告身相对于告身原件而言所增加的「奉制书如石。请奉制付外施行」、「制可」以及干支纪时「庚申」等内容。[41]从古文书学体系上说,这些研究属于基础古文书学与样式论。至于该书经由告身本身而提升至制度层面的研究,如补正大庭氏关于告身为符的观点,认为告身与符是两种文书,告身是制书、发日敕书、奏抄与符式的复合文书;[42]又如对于唐《公式令》告身式的复原提出两点补订意见,即制授告身式「吏部郎中具官姓名」应是「吏部郎中具官封名」之误,且奏授告身式也应复原此句,而制授告身式末尾「告具官封名」脱漏「姓」字,应为「告具官封姓名」 ;[43]再如针对内藤氏和大庭氏在解读敕授告身逐步侵夺制授告身适用范围时所据「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诰」二分说,中村氏认为《白氏文集》中的二分只是对白居易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时所作文章的一种分类,并非当时通行的有关王言的分类,且翰林学士并非仅以白麻纸起草重要王言,也承担用黄麻纸起草一般王言的任务。[44]

就古文书学研究而言,虽然中村氏自我定位在「(官文书)所载内容如何文书化的官文书样式论研究」,「并非是逐个研究官文书所载的内容,以及纸质、书体、印章等所谓的文书形态论」,[45]但从上述可见,中村氏的研究早已超出了样式论的范畴,尤其是「如何文书化」,更是机能论意义上研究,由此亦可证明前述机能论兴起较晚的说法。

(三)小田义久

时近21 世纪,小田氏对于李慈艺告身所展开的基础古文书学研究,使自1929 年石滨氏<流沙遗文小记> 以来对于该文书的种种猜测终得涣然冰释。他调查、公布了德富苏峰纪念馆所藏李慈艺告身的四帧照片,对照片的来历予以详细介绍,并移录告身全文。在此基础上,他还对告身所涉人物、战事、军制等进行了考察,并推测告身所记受勋人数前后有异的原因可能是人数确认时的误差等。[46]

中村氏、小田氏之后,日本学界虽然仍有基于唐代告身所展开的史学研究,[47]但有关告身的古文书学研究已暂时告一段落。

四、结论

笔者参考竺沙雅章对于日本敦煌文献研究的阶段划分,将唐代告身研究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逐一讨论了相关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在古文书学史上的定位。根据这一研究演进,笔者总结其特点如下:

第一,敏锐地捕捉资料环境改变所带来的新信息,以求推陈出新。前述竺沙氏已经论及敦煌文献资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古文书学成立的关系,唐代告身研究以及与告身相关的唐《公式令》研究即可包含于这一论述之中,而处于成熟期的大庭修与中村裕一,他们对于告身的搜集、录文的补订、格式的复原等,皆是在资料环境逐步改善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基础古文书学与样式论研究,并由此进一步展开形态论、机能论、流传论等研究,使得学界对于唐代告身的认识日渐丰满。无独有偶,冨谷至对于日本汉简研究的发展亦有类似论述:始于1950 年代的日本汉简研究,以森鹿三、藤枝晃为第一代学者的代表,他们既看不到图版,也不知道木简的出土地点,只能以自身深厚的洞察力与学识,在黑暗中摸索;直至1960-1970 年代,汉简的图版和出土地点终于公开,以大庭修、永田英正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得以系统地对汉简展开古文书学的研究;而以籾山明、他本人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则又具备了先学所没有的三种优势,即对汉简实物以及烽燧进行实地考察、出土简牍数量大增、电脑数据库的发展。[48]此外,在前述唐代告身研究史中,我们不难发现,早期日本学者那种资料共享、无私奉献的学术公益心,后辈学者对于先学研究的赓续以及对于一己成果在学术史上的自我定位,与资料环境的改善一样,对学术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细节考证与宏观问题两不偏废。唐代告身研究自前述江户时代的伊藤氏开始,便未局限于文书本身的考证与复原层面,日本学者始终将它视为律令制、官僚制研究的一个起点,这当然与古文书学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定位息息相关。如仁井田升为《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厘定了以下三方面的任务:第一,对文书的材料、画押、手印等外形方面以及古文书的形式或语句进行研究;第二,以古文书作为法律史料,自文书内容探究当时的法律生活;第三,刻画文书所见法律现象的历史背景;[49]又如中村裕一对其唐代制敕研究的七点定位:第一,复原唐《公式令》;第二,展开唐代公文书学的研究;第三,阐明现存唐代编纂文献的性质;第四,阐明唐代官僚制的构造;第五,阐明唐代皇权的性质;第六,阐明唐朝与周边诸国、诸民族的关系;第七,与日本古代国家进行比较研究。[50]由此可见,徐畅有关「日本学者最大的兴趣,还在于借助传世文献以及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陆续出土的告身实物,对这种公文进行文书学意义上的复原、整理和系统探讨……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告身的研究,比较偏重于从此公文本身生发开去,在复原工作进行的同时,对涉及到的相关制度、史事、人物进行考订」的判断,[51]恐怕有失公允。

第三,以通史的学力、东亚的视域深化论题。历史学研究过程,注意流变,通史的学力自然是心向往之的一种积累状态。而西嶋定生认为,东亚文化圈所具备的四大共享指标为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52]东亚的视域不仅包括域外文献之于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更在于历史上不同地域之间的政治交往、贸易往来、文化传播、制度移植等命题的探讨。作为律令官僚制实践之一端,表达官吏任免意思的告身自然成为通史研究与东亚文化圈研究的一个支点,而大庭修便是融合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学术实践者之一。他以汉简研究、秦汉法制史研究名家,又以《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传日本之研究》一书获得日本最高学术荣誉——学士院赏,以唐代为中心的告身研究则被他视为自己的三大研究领域之一。[53]他不但完成了前述唐代告身古文书学的集成性研究,又以精深的秦汉史功力,先后考察了魏晋南北朝告身的书写材料、任命程序[54]与汉代官吏任免书,[ 55]勾勒出汉唐间官吏任命书自木质至纸质的变化过程;不但在《公式令》告身式的复原与研究中涉及唐日律令比较、在高阶远成告身研究中论及中日外交制度,还在研究唐代考课之余,以佐伯宿祢今毛人为个案,致力于日本奈良时代官吏晋升的考察,[56]并进一步扩展至日本之于隋唐官阶等级制的继受问题,[57]仅此告身研究一域,便可显示他深厚的学力与广阔的视野。

一个世纪以来,正是由于以上几代日本学者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从萌芽走向成熟,在充分吸收日本古文书学的研究成就、及时回应其最新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其实,若跳脱「古文书」的范围,[58]将上述古文书学的「四论」扩展到史料学领域,其学术意义将更为提升。村井章介将文书所能传达的历史信息总结为如下体系:

f .机能信息(与文书作成、传达、受理的过程和机能、效力等相关的信息)

a .实体信息:a.文字信息(由文字所表达的信息);b.形态信息(作为遗存物的文书所拥有的物质信息);c.样式信息(从文书样式中获得的非文字信息)

b .关系信息:d.关系信息(从复数文书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中读取的信息);e.构成信息(与文书群的原秩序和文书保管组织的构成相关的信息)[59]

而这一体系无疑可扩展至史料学的层面,从而孕育出史学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课题。[60]

不论是学科方法、学术精神,还是研究视域、成果积累,上述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的发展演进皆可为中国学界提供相应的参考。早在其学萌芽之初,中国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便已与日本学界开始了密切的学术互动。只不过,中国学界或许习惯了传统的文献学、史料学体系,并未把古文书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予以单列。而当下,随着各个断代的古文书不断涌现,有关古文书的各种专门之学渐成规模,中国学界也开始凝聚起一股学术力量,倡导建立具有独立学科意义的中国古文书学,借此整合各个断代文书研究的成果,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61]作为学界的一份子,我们不仅要拭目以待,更应身体力行。

*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图藏敦煌法律与社会文献研究」(项目号为:2013skl017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比较法与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法律史与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日本皇学馆大学史料编纂研究所荆木美行教授、东洋文库籾山明教授、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中田裕子女史、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陈健成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徐畅女史等师友提供相关日文资料,两位匿名审稿人给予宝贵的修改建议,特此申谢!

* *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

[1]笹目蔵之助,《古文书解読入门》(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9 ),页10 。对于这一定义的质疑,可参见本文的结论部分。

[2]参见小岛浩之,< 中国古文书学に关する覚书> (上),《东京大学経済学部资料室年报》,2 (东京,2012 ),86 。

[3]竺沙雅章,< 中国古文书学の现段阶> ,《书の日本史》第九卷《古文书入门花押·印章総览総索引》(东京:平凡社,1977 ),页126-129 。

[4] 应当指出,竺沙雅章笔下的「中国古文书学」并非是一个自足的独立学科,他在该文结尾部分便申言:其文虽以「中国古文书学的现阶段」为题,但实际上仅处理了敦煌文献研究与典籍纸背文书,只不过上述研究阶段的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文书群。换言之,竺沙氏所谓的「中国古文书学的真正建立」,乃是指「将文书作为文书予以处理」的方法论之确立,而非这一学科的成立。因此,本文所沿用的竺沙氏所谓「中国古文书学之体系化」等评价,也并非意指学科层面的体系化,而仅指涉方法论之运用。

[5]小岛浩之,< 中国古文书学に关する覚书> (上),《东京大学経済学部资料室年报》,2,86 、88-92 。

[6]大庭修,< 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 ,西域文化研究所编,《西域文化研究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経済资料(下)》(京都:法藏馆,1960 );后收入氏着,《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伊势:皇学馆大学出版部,2003 ),页33-34 ;中村裕一,< 唐代制敕研究の现状> ,氏著,《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 ),页24-31 ;中村裕一,< 唐代官文书研究の现状> ,氏著, 《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 ),页21- 32 ;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页393-397 ;徐畅:《存世唐代告身及相关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2 :3 (北京,2012 ),页33-43。

[7]小岛浩之,< 中国古文书学に关する覚书> (上),《东京大学経済学部资料室年报》,2,84-94 。

[8]伊藤东涯着,砺波护、森华校订,《制度通》,上册(东京:平凡社,2006 ),页188-192、205-208 。

[9]伊藤东涯,《盍簪录》,卷4 ,< 杂载篇> 。伊藤氏的部份考订亦见神田喜一郎:《支那古文书の研究》(三),《历史と地理》,9 :4 (东京,1922 ),286-288 。

[10]神田喜一郎,《支那古文书の研究》(三),《历史地理》,9 :4 ,281-289 。

[11]内藤湖南,《纸の话》,《工艺》(1933 ),后收入内藤干吉、神田喜一郎编集,《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卷《东洋文化史研究》(东京:筑摩书房,1969 ),页77 。

[12]其中的告身式先后为内藤干吉、仁井田升公布、复原。参见内藤干吉,《唐の三省》,《史林》,15 :4 (京都,1930 ),后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有斐阁,1963),页12-14 、16-18 ;仁井田升:《敦煌出土の唐公式·仮宁两令》,《法学协会杂志》,50 :6 (东京:1932 ),页75-78 。

[13]石滨纯太郎,< 流沙遗文小记,《龙谷史坛》,2 :2 (京都:1929 ),1-4 。

[14]内藤干吉,< 唐の三省> ,氏著,《中国法制史考证》,页13-14 。

[15]泷川政次郎,< 西域出土唐公式令断片年代考> ( 上・下) ,《法学新报》, 42 : 8 、10( 1932 ) ;后改题为< 敦煌出唐公式令年代考> ,氏着,《支那法制史研究》(东京:有斐阁,1940 ),页127-166 。

[16]泷川政次郎,< 唐の告身と王朝の位记> (1 ~3) ,《社会経済史学》,2 :4 、5 、6(1932 );后收入氏著:《支那法制史研究》,页167-220 。

[17]内藤干吉,< 唐の三省> ,氏著,《中国法制史考证》,页1-25 。

[18]内藤干吉,< 敦煌出土の唐骑都尉秦元告身> ,《东方学报》,3 (京都,1933 );后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考证》,页26-63 。

[19]内藤干吉,< 敦煌出土の唐骑都尉秦元告身> ,氏著,《中国法制史考证》,页35 。

[20]仁井田升,《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 ),页3-4。

[21]竺沙雅章,< 中国古文书学の现段阶> ,《书の日本史》第九卷《古文书入门花押·印章総览総索引》,页126 。

[22]仁井田升,《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页18-19 、80-81 、793-806 。

[23]仁井田升:< 唐宋告身の现存墨迹本に就いて> ,《书菀》, 2 : 1 (东京:1938 ),2-21 。

[24]《书道》杂志第9 卷第2 期不仅公布了张令晓告身的照片,还组织了相关研究的专号。除仁井田氏之文外,另有西川宁、须羽源一的文章各一篇。但后二者所论多立足于书法,故而不在本文回顾之列。分别参见西川宁,< 张令晓告身について> 、须羽源一,< 唐宋の告身の刻石>,《书道》, 9 : 2 (东京,1940 ),11-22 。

[25]仁井田升,< 唐の张令晓告身> ,《书道》,9 :2 ,2-10 。

[26]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3 ),页559-568 。

[27]大庭修,< 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 ,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页34 。

[28]小笠原宣秀、大庭修,< 龙谷大学所蔵吐鲁番出土の张懐寂告身について> ,《龙谷大学论集》, 359 (京都,1958 ),现收入大庭修,《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页211-227 。

[29]大庭修,< 唐元和元年高阶真人远成告身について——遣唐使の告身と位记> ,《东西学术研究所论丛》41 (大阪,1960 ),后改题为< 遣唐使の告身と位记> ,收入氏著,《古代中世における日中关系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96 ),页183-198 。

[30]大庭修,< 建中元年朱巨川奏授告身唐考课> (上中下),《史泉》,11 、12 、18 (大阪,1958 、1960 ),现收入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页251-313 。

[31]大庭修,< 敦煌発见の张君义文书について> ,《天理図书馆报ビブリア》,20 (奈良,1961 ),现收入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页229-249 。

[32]大庭修,< 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 ,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页31-210。

[33]其中,《隋唐王言研究》是对《唐代制敕研究》与《唐代公文书研究》中相关章节的改定版,本文不再另行出注。

[34]中村裕一,< 临川公主告身> ,《武库川教育》,12-1 (西宫,1979 ),后收入氏著,《唐代制敕研究》,页100-127 。

[35]中村裕一,< 唐乾封二年诏授告身二种> ,《史学研究室报告》5 (西宫,1986 ),后收入氏著,《唐代制敕研究》,页88-99 。

[36]中村裕一,< 唐代の敕に就いて(一)> ,《武库川教育》, 12-1 (西宫,1979 );< 唐代の制书に就いて——仁井田升复元制书式の检讨を中心に> ,《史学杂志》,91-9 (东京,1982 );< 唐代の册书について> ,《史学研究室报告》,8 (西宫,1988 );后皆收入氏著,《唐代制敕研究》,页385-405 、46-79 、745-794 。

[37]《唐代制敕研究》与《唐代公文书研究》皆作「发日敕书」,《隋唐王言の研究》改为「发日敕」,从后者。参见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 ),页392 。

[38]分别参见中村裕一,< 吐鲁番出土唐永淳元年泛德达告身と令书式に就いて> ,《大手前女子大学论集》,8 (伊丹,1974 );< 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告身四种と制书について> ,《大手前女子大学论集》,10 (伊丹,1976 );< 唐代颜氏告身五种に就いて> ,《武库川女子大学纪要》,27 (西宫,1980 ),文学部篇;< 唐代颜氏告身五种に就いて> (二),《史学研究室报告》,2 、3 (西宫,1984 )。后皆收入氏著,《唐代官文书研究》,页39-69 、153-267 。

[39]若是加上下文述及的钟绍京告身,则中村氏搜集的唐代告身达到35 通。而徐畅统计为32通,恐有误。依据徐氏所制「存世唐人告身及其出处索引」表,出自《唐代公文书研究》的告身有33 通,所漏者为李慈艺告身和钟绍京告身。参见徐畅,< 存世唐代告身及相关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3 (北京,2012 ),页35 、40-43 。

[40]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 ),页45-51 、116-129 、218-241 。

[41]中村裕一,< 建中元年(七八○)钟绍京敕授告身) ,氏著,《唐代公文书研究》,页367-375 。

[42]中村裕一,< 敦煌·吐鲁番文献中の唐代公文书> ,氏著, 《唐代公文书研究》,页21-23。

[43]中村裕一,< 敦煌発见の唐《公式令》残卷の误字と脱字について> ,氏著, 《唐代公文书研究》,页358-363 。

[44]中村裕一,< 《白氏文集》の「中书制诰」と「翰林制诰」> ,氏著, 《唐代公文书研究》,页376-431 。

[45]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页6-7 ;《唐代官文书研究》,页6 。

[46]小田义久,< 徳富苏峰记念馆蔵「李慈艺告身」の写真について> ,《龙谷大学论集》,456 (京都,2000 ),页122-141 ,其中译本为乜小红所译,《西域研究》,2003 - 2 (乌鲁木齐,2003 ),页27-36 ;< 唐代告身の一考察——大谷探険队将来李慈艺及び张懐寂の告身を中心として> ,《东洋史苑》,56 (京都,2000 ),页1-27 ,中译本为李沧济所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1 (武汉,2004 ),页161-177 。

[47]如能田敬,< 唐代前半期における従军长期化対策と酬勲——「景云二年张君义勲授告身」をめぐって> ,《东洋史苑》,68 (京都,2007 ),页104-124 。

[48]冨谷至,《文书行政の汉帝国:木简、竹简の时代·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 ),页442-443 。

[49]仁井田升,《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 ),页4-5。

[50]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页5 。

[51]徐畅,< 存世唐代告身及相关研究述略>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 :3 ,页34-35 。

[52]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 ),页583。

[53]荆木美行,< 解说にかえて——大庭修博士の人と学问> ,大庭修,《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页354 。

[54]大庭修,< 魏晋南北朝告身雑考——木から纸へ> ,《史林》,41-1 (京都,1958 ),后收入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页1-29 。

[55]大庭修,< 汉代官吏の辞令について> ,《关西大学文学论集》,10-1 (大阪,1961 ),页49-66 。

[56]大庭修,< 佐伯宿祢今毛人伝略考——奈良时代官人升进の一例> ,《龙谷史坛》,44(京都,1958 ),后收入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页315-330 。

[57]大庭修,< 隋唐の位阶制と日本> ,《大阪府立近つ飞鸟博物馆図录9 平成八年秋季特别展金の大刀と银の大刀—古坟·飞鸟の贵人と阶层》(大阪:大阪府立近つ飞鸟博物馆,1996),后收入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页331-350 。

[58]自1970年代以降,在日本古文书学研究中,传统的「古文书」定义(本文篇首所举即是)逐渐被质疑,文书--记录这种泾渭分明的分类体系日渐被消解。其理由大约有二:第一,在这一分类体系中,处于文书与记录之间的「书面群」无法被明确定义;第二,因其所处「时」、「空」的变化,文书也好、记录也罢,它们的功能会随之发生改变,使得某一「书面物」突破文书—记录的分类界限,从而具有双重属性。参见村井章介:<中世史料论>,《古文书研究》,50(东京,1999),页35-37。

[59]参见村井章介:<中世史料论>,页38-39。其中,村井氏之所以将“f.机能信息”单列于a、b信息群之外,是想从a、b全体的综合中把握“机能信息”。

[60]如籾山明「参考这种日本古文书学的研究动向,试图从文书或记录的制作、传达、保管等动态的角度去了解诉讼这种官员的『工作』」。参见氏著:<简牍文书学与法制史——以里耶秦简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史料与法史学”研讨会,台北,2014.3。

[61]徐义华等,<「中国古文书学」的创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者笔谈> ,《文汇报》,2012 年10 月29 日c 版(北京,2012 )。